寻找理论问题的解释框架——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学术体系的建构

　　摘要：中国革命的后发性，决定了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学术体系建构的材料是从标识性概念的修正，或者说命题开始的。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标识性概念，成为自主学术体系建构的新材料。应对中共党史党建学学术体系建构中的问题与挑战，需要从改造世界的逻辑中寻找解释世界的逻辑，也就是学术体系的结构问题。这就需要从组织、纲领（目标）、事件、制度与过程入手，建构可能的分析框架。

　　如何建构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术体系，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难点问题。学者们围绕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辩证关系，发表了诸多理论文章，为本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在充分肯定学科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应看到多数研究成果似乎都在“体系”的外围展开讨论，对于体系是什么的讨论似显不足，特别是，建构中共党史党建学的材料与结构是什么，还需要深入“体系”内部进行挖掘与整理，去找寻中共党史党建学学术体系建构的解释框架。

　　一、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生成的独特性

　　学术体系的建构与学科属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恰好道出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差异性。中共党史党建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又有着自身的特点，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既是政治生活的主体，也是理论创造的主体。需要强调的是，个体一旦加入组织，就首先成为组织的人，然后才是个体的人。在政治生活中，作为组织人的政治表达体现的是一种组织化的集体意志。这也使得组织的理论创造经常通过个体呈现出来。

　　一般来说，知识分子才是理论创造的主体而非政党。如何认知这一问题？对于党员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当其参与理论创造时，就已经是以政治生活的主体形式而存在。对于身处政党之外的知识分子，当其所提概念、命题与理论被政党采纳时，就实现了主体性转化。换句话说，相关理论只有被政治生活的主体所采纳，才有实践意义，也才能成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的一部分。可见，不论是理论的创造还是理论的吸纳，其直接主体都是政党，由此决定了建构中共党史党建学学术体系的基本材料，要从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性文献中去寻找，而不是去主观创造概念。

　　中国革命的后发性，或者说外源性现代化，决定了相关概念进入中国语境的移植性。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以政党、宪政、国家等为代表的政治学概念，以全面借鉴西方现代政治文明为目的而引入，在实践上就表现为民初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因其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全面复制，决定了必然失败的命运。在此不是要讨论制度实践失败的原因，而是要梳理其对学术发展的影响。从作为“国利民福”的政党到“党争亡国”的舆论共识，政党内涵的翻转折射了西方概念引入中国的一般规律，那就是概念先行，内涵衍生的过程，即纷繁复杂的社会实践不断丰富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作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到共产国际的理论输入，中国革命在接受“老师”帮助的同时，也受到了不适当干预。面对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及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1930年5月，毛泽东在江西省寻乌县进行了为期10多天的社会调查，写作了《寻乌调查》和《调查工作》，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由此表明中共党史党建学学术体系的建构，是建立在对已有概念进行修正的基础之上。当然，这种修正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坚持在守正中开拓创新。

　　概念修正代表了一种理论自觉。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在矛盾冲突中不断超越自我的实践推动过程。大革命的失败，使得中国共产党切身体悟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性。其时，党正处于“左”倾教条主义的发展阶段。教条主义“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再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相反地，它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别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因而，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规律认知的不断深入，体现了组织的理论自觉，也是自主学术体系建构的初始阶段。

　　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权威性，使得从概念修正到理论创新，都需要为其正当性进行辩护。好在“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铺平了道路。梳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强化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具体运用，更是对历史、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与反思。随着社会实践的逐步深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探索理论本土化、推动社会变革的思想武器，坚定走中国道路的政治宣言。

　　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生成的独特性，还体现为政治生活主体的代际更替及其为党的建设带来的问题与挑战。这是因为，个体的思想觉悟、品德修养并不必然带来代际传承。“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个体的差异性决定了党的建设，特别是针对个体的制度性规定，具有代际的重复性，这就使得处理好个体与组织的关系，成为这一学科永恒的主题。从个体自觉到组织自觉，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面对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挫折与挑战，执政党的自我革命成为纠正行动偏向的动力机制，也使得党的自身建设成为学术体系建构的重要内容。

　　二、学术体系建构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谈到，“所有的人都是哲学家，每个人都无意识地各有一套哲学，因为哪怕是任何一种智力活动的最起码的表现，哪怕是在‘语言’中，都包含有一定的世界观。”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亲历者，每个人都可以就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指点一二。中共党史党建学学术体系的建构，首先要能够应对来自身边人，或者说社会人的疑问与挑战。譬如，如何看待党内斗争的扩大化？如何看待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过程中的失误？特别是“左”与右的分歧？这些看似常识性问题，实则是中共党史党建研究无法绕开的主题，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回应现实问题，如果中共党史党建学学术体系建立后，无法回应社会关切，这一体系也就失去了活力。回应现实关切，就是要对传统问题进行再审视。

　　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其与历史学的紧密联系，“求历史之真，务研究之实”，就是要充分借鉴与吸收历史学在史料的考据与挖掘方面的已有经验，以提升学科建设的科学性。正是在此意义上，有学者提出“历史性质是中共党史之所以为党史的依据，舍此无他”。需要追问的是中共党史与历史学在历史属性的范畴里，是否还有其他不同的地方？如果没有，它与中国近现代史的差异性何在呢？建构一个学科的学术体系，必须厘清学科生长的独特性与特殊性。

　　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共党史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这无疑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属性有关，而中共党史的历史属性使得它与政治学的差异性一目了然。问题是，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作为新的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后，它与政治学的差异性如何体现？同样的问题还体现在中共党史党建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关系。可以说，二者在很多方面是一体两面的同步推进过程，如何界定中共党史党建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在学术体系上的差异性等，还需进一步探讨。

　　就外部挑战而言，海外中共党史党建研究有着深厚的基础，形成了以《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代表的诸多精品力作，但也有不少充满价值偏见的粗劣之作。究其原因，除了档案文献的挖掘利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外，以西方为中心观察与思考中国问题是这类学术成果的共同特点。基于此，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虽有其片面性，但确是“中国中心观”即从中国发展的内在理路，而不是外力、外因来看待中国的历史与现状的重要成果。如何应对部分海外学者对中共党史党建学的挑战，是建构这一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这一命题提出的意义所在。

　　以中国为中心，思考中共党史党建学学术体系的建构，必须解决学科理论与规范问题。著名党史学者张静如很早就在思考这一问题，提出了“中介理论”这一概念，并不断丰富其内涵。如何把“中介理论”向前推进一步呢？它应该是从政治生活的主体即政党出发，以组织生存为逻辑起点，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组织过程中生发指导社会实践的思想方法论。如果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现在党的指导思想中，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就体现为指导上述理论生成的思想方法论。如此，似乎又是在循环论证，可见，解决“中介理论”问题，绝非一日之功。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回应现实的挑战，实现自我的创新性发展。中共党史党建学一方面要应对来自国内外不同学术群体甚至非专业人士的挑战，通俗地说，就是为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提供学理性阐释与合法性论证；另一方面又要从服务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出发，对已有理论成果进行再认知，修正和变革陈旧的“材料与结构”，实现中共党史党建学学术体系、知识体系等的创新性发展。面对挑战，从改造世界的逻辑中寻找解释世界的逻辑，无疑是一条值得探索的研究路径。

　　三、从改造世界的逻辑中寻找解释世界的逻辑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制定第一个纲领，明确了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公有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的制定借鉴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也借鉴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制定的第一个纲领。可以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指明了新生政党的奋斗目标。从改造世界的逻辑中寻找解释世界的逻辑，就是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思考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破解学术体系建构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不同于俄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前，仅有一个成文的革命纲领；中共二大即对一大通过的纲领进行了完善，从而有了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政党实现纲领（目标）的过程就是改造旧世界的过程。回到解释世界的逻辑建构，绝对没有预设的科学是不存在的。如有学者所言，只有通过构建以顶层概念为统领的概念体系才能将中国经验提升到普遍性层面，从改造世界的逻辑中寻找解释世界的逻辑，实则预设了政党、纲领（目标）在学术体系建构中的核心地位，即顶层概念。在纲领（目标）引领下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改造旧世界的不懈探索。把这一探索中遇到的问题与挑战，以及解决问题的路径与方法，进行抽象与概括，无疑就构成了中共领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概念体系，这是建构中共党史党建学学术体系的基本材料，或者说基本要素。

　　回顾中国革命，从李大钊《狱中自述》到方志敏《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无不彰显信仰的力量，彰显真理的力量。难怪斯诺在与中共领导人的交谈中屡次发现，“一个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出他的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的，但是一旦他成为红军的一员之后，他就把自己抛在一边了；如果你不重复地问他，就不会再听到关于他自己的事情，而只听到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但是“这些事件对他们之所以有意义，似乎只是因为他们作为集体而不是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只是因为红军到过那里，而在红军后面，存在着一种意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他们就是在为这种意识形态而战斗”可见，从信仰共同体出发，也就是以组织为中心，对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展开研究，就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

　　共产主义革命是一项崭新的事业，推翻旧制度必然会遇到一系列问题与挑战。应该说，不确定性是革命的常态，这就表现为不期而遇的各种重大事件的突然发生，同时也使得重大历史事件成为推动制度成长的组织力量。可以说，正是经过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以及抗日战争，才有了联合政府构想的提出。与此同时，人民战争对制度成长也产生了多重影响，它使得群众团体成为革命政权的组织延伸，也塑造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可以说，以重大事件为推动，制度生长于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推动事业发展的基本特点。随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制度逐步代替重大事件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核心力量。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以历史主动性强化顶层制度设计，目的就是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见，关注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知识累进的差异性，应成为学术体系建构的基础性工作。

　　当事件成为推动制度成长的先导时，政治过程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历史“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如何把握历史发展的主动权，少走弯路，是政治过程需要解决的难题。毛泽东曾指出，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这为政党改造世界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任何政治过程的展开都离不开思想的引领。对共产主义运动而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阶级的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即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就需要具有科学精神与革命精神的组织来完成这一使命。中国共产党人正是这两种精神的践行者，从伟大建党精神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这与张静如所说的“中介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或者说，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就是“中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以组织为中心的学术体系建构

　　中国共产党是政治生活的主体，也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主体，由此决定了它在学术体系建构中的中心地位。以组织为中心的学术体系建构，就是要思考作为“材料”的概念的修正逻辑，思考政党与纲领、事件、制度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是要通过理论阐释揭示政治过程背后的组织逻辑；而制度建设的滞后性，使得重大事件成为推动制度成长的组织力量。随着政党逐步走向成熟，以制度建设把握历史主动性，成为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特点。

　　依照列宁主义建党理念，共产主义政党应当把工人和其他阶级中最可靠的人，真心拥护共产主义的人，真正忠于工人国家的人吸收到党内来，以保证党组织的纯洁性和战斗力。世界上，只有工人阶级政党才只追求党员质量的提高，而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对于组织中的个体，如毛泽东所言，“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如此，个体与组织要求之间总是会存在一定的距离。如何看待这种距离感，成为各种不同研究范式的差异性所在。

　　以组织为中心就是要从组织有机体出发思考问题。从组织内部生态到外部生态都影响着组织行为的方式与组织行动的逻辑。同时，组织要素也构成了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基本命题。从基本命题出发，就有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纲领、路线、政策，由此体系化而为相关的理论成果。以组织为中心，就是要从上述概念、命题与理论出发，寻找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今天的党建就是明天的党史，党史应该研究哪些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目的就是要服务于当下的国家发展战略。

　　人物、事件是历史叙事的基本要素，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永恒主题。如何超越以人物、事件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组织维度下的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无疑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当人物、事件围绕组织展开时，更便于在矛盾冲突中把握政党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整体面貌，而非支离破碎的局部景观。以组织为中心，还要思考组织、制度与事件的关系。政治生活中，新制度的建立多是以组织的形式而存在，如2023年成立的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这就有了组织即制度的提法；但这不是中共党史党建学学术体系中的组织。作为标识性概念的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同样具有模糊性的还有事件与制度的关系，因为很多制度性规定都是以事件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厘清二者的关系要从是否具有确定性、可预期性思考问题事件具有不确定性、不可预期性。反之，则属于制度生产的范畴。需要补充的是，实践过程中，有些事件虽可预期发生，但结果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它仍属于事件范畴。

　　学术体系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非一篇文章能够完成的任务。在此，只能通过组织、目标、事件、制度与过程等要素，来描述组织即政党运行轨迹，为建构学术体系提供路线图：如果我们把政党与目标放置在一条线段的两端，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目标的分解就构成了一个由若干阶段性目标形成的连续统，也就是这条线段。如果把每一个事件用一个点来表示，这就形成了一个事件曲线。由于每个事件对实现目标的影响与作用大小是不同的，可以把其放在目标横轴的上下两侧。其与目标横轴之间的距离就形成了振幅，也代表了事件的烈度。随着政党不断走向成熟，这种烈度在不断收窄，也就是说，制度逐渐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鉴于每次重大事件的解决都推动着制度的成长，把每一个创新制度连接起来，就形成了制度曲线。事件曲线与制度曲线应具有紧密的联系只是制度的出台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而“曲线”这个概念表明，事件不可能完全被制度替代。社会实践的复杂性，决定了事件依然会偶尔出现，成为推动制度成长的促进力量。

　　在学术系统建构的诸多要素中，最难描述的就是过程。恩格斯指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这是超越形而上学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它强调每一个事件的解决都是多重矛盾斗争的结果。在此意义上，事件曲线、制度曲线只是过程的一种呈现形式，后者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是由组织的中心地位决定的。

　　回顾中国共产党28年的革命斗争，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以弱搏强”的态势；而弱者要战胜强者就必须把问题与困难讲清楚，以问题为导向也是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方法论。唯有深刻剖析问题才能赢得生存的空间。毛泽东对于下情搜集的方法就体现了这种问题导向：“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然而，当大量“反面材料”呈现在档案文本里时，片面地运用这些材料，就可能使研究结论失真。这是因为，局部的真实不等于整体的真实，起点的真实不等于过程的真实，更不等于终点的真实。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成立的政党，对政治过程的分析，当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法，或如毛泽东所言：“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同时，他还强调“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可以说，坚持历史维度、比较视野是研究中共党史党建学必须遵循的原则方法。

　　回到事件与制度曲线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发展历程，既可以看出重大事件对制度建设的推进作用，也可以看出随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制度逐渐取代事件，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内在动力；而推动制度成长的政治过程更具有中国特色的典型意义。如周恩来所言，“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会前沟通到会议决定，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之上的政治过程的有效性，彰显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成为政治过程分析，或者说学术体系建构必须关注的问题。

　　结语

　　学术意味着创新，意味着知识的新陈代谢，学术体系就是支撑一个学科理论创新、知识更新的框架结构与运行机制，因而，最能体现一个学科理论创新的能力。框架结构决定运行机制，而搭建什么样的框架结构取决于材料，取决于指导实践的思想方法论，还取决于学术研究的维度与视角。因而，学术体系的建构具有多样性，这也是建构自主学术体系的意义所在。可见，学术体系的建构提供的是一种解释框架，只要你承认这个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你就必须接受它的结论。如能实现这一目标，这个体系的建构也就有了学术的自洽性。

　　（作者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杨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