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奠基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时期的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2025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站在这样的历史节点，深刻分析抗日战争对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客观要求，深入研究抗日战争条件下党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个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的认识与实践以及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认识的升华，系统阐述抗日战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互成就的内在关联，对于全面把握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规律，深入阐释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一、抗日战争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进行的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侵略行径，中国人民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策略进行抵抗，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力量亟须回答的问题。基于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再到西安事变国内各阶级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进程中发生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旗帜，正式提出并积极推动建立了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推进抗日战争提供了政治前提。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基本原理同抗日战争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整套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推进奠定了重要基础。

1.中日民族矛盾上升提出了全民族联合抗日的新要求

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后，伴随“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中日民族矛盾超越了国内阶级矛盾而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一切阶级和政治力量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一致要求抗日，出现了以一二·九运动为代表的全国性抗日救亡高潮；民族资产阶级改变政治态度，发生了从附和反革命到提出抗日、要求民主的转向；国民党内部开始发生分化，涌现出马占山、蔡廷锴、冯玉祥等抗日人物。这些情况的出现，使中国共产党有了利用反革命阵营内部矛盾的可能。毛泽东指出：“把这个阶级关系问题总起来说，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这就要求党必须调整土地革命战争以来的统一战线政策策略，建立与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相适应的新的统一战线。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举起抗日旗帜，发表多次宣言和决议，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武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933年1月，党在日本侵略者向察哈尔和长城各口进犯时，又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提出愿意在“（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等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联合抗日。但从当时的现实来看，蒋介石集团顽固地坚持“剿共”立场，加上中共中央深受“左”倾教条主义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不具备实现的条件。尽管如此，党中央派遣周保中、赵一曼等党员干部到东北，加强党组织力量，同多支义勇军建立统一战线并积极开展团结教育工作，逐步将独立、分散的抗日武装改造为党直接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东北主要抗日武装力量。中国人民在白山黑水间的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2.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和组织的问题，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会议期间，毛泽东在遵义全县民众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共产党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民、各方军队一致抗日”，而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即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方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着重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利用地主买办营垒内部矛盾的可能性，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把中间势力看作最危险的敌人的“左”倾关门主义，强调“所有这些都指明，革命的阵势，是由局部性转变到全国性，由不平衡状态逐渐地转变到某种平衡状态”，“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进而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为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重要基础。

与中国共产党积极顺应已经到来的抗日救亡新高潮相反，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却置日本不断深入侵略于不顾，仍然凭借国家政权力量，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不但对日本的侵略一再妥协退让，还加紧对红军主力部队的“围剿”；不但在抗日准备上进展缓慢，还坚持镇压各地抗日民主运动。西安事变说明，蒋介石推行的反动误国政策，既为中国共产党及大多数人民所反对，也为国民党内部爱国力量所反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大大加快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进程。

中国共产党为了推动国民党政策的转变，于1937年2月发出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报，提出要求国民党实现“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等要求，同时作出“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等保证，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政策上已经做好由国内战争转向抗日战争的充分准备。这些有原则有条件的必要让步是党不断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然结果，也是促成国共合作的重要步骤，“如果没有这一步骤，则两党合作的建立势将推迟”。此后，党不仅继续抓紧同国民党方面的接触与谈判，而且规定了新形势下“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斗争任务，号召以艰苦的工作与模范的行动取得党在民族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卢沟桥事变粉碎了蒋介石对日求和的迷梦，迫使他发表了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

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的系统化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自觉地将中国革命发展道路与“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联系起来，系统总结了自党成立以来同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全面阐述了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建立巩固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构建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基本框架。

一是由于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因此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无产阶级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应该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地保持之”。二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中可能动摇变节，因此“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内容不能始终一致，而是要发生变化的”，即民族资产阶级在某一时期能够参加统一战线，在另一时期则不能参加。三是由于具有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在革命锋芒主要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应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四是由于具有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在参加统一战线时仍然是反动的，坚决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发展，因此对其要加以限制，“要采取欺骗、诱惑、‘溶解’和打击等等破坏政策，并以这些政策作为它投降敌人和分裂统一战线的准备”。五是由于无产阶级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因此工农联盟构成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六是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者。这六条规律性认识，既是党领导革命统一战线经验的升华，也为建立、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引领。

与此同时，党还清醒地认识到，要始终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并确保革命目标和任务的完成，就必须“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同资产阶级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方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坚持“既统一，又独立”，既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又如果我们党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正是由于党在抗日战争中正确分析并妥善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得以建立并不断巩固和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中国化，为抗日战争胜利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抗日战争与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理论

以什么样的斗争方式争取抗战胜利，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以后国共两党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系统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新道路的经验教训，深入分析中日两国的实际情况，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斗争的基本原理同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具体实际相结合，阐明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创造性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思想和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1.抗日战争要求中国必须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也标志着全民族共同抗战格局的基本形成。但是，国共两党在如何抗日的问题上从一开始就存在根本分歧。国民党蒋介石在客观形势的逼迫下起初对抗战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先后组织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战役，进行了较为积极的抵抗，表现出政治上的某些进步，如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颁布有利于抗战的纲领、法令和条例等。但是，他们即使参加抗战也仍然坚持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没有从根本上抛弃压迫人民的基本主张，因为害怕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会失去控制，尤其害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战会危及统治，从而始终实行只依靠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在日军重兵压境之时，这种片面抗战路线束缚了人民参与抗战的手脚，给抗战带来了不少困难。与之不同，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一开始就提出了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政治主张，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全民族抗日战争。

早在1936年7月毛泽东就在回答斯诺“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问题时初步回答了抗日战争要取得胜利必备的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在毛泽东看来，抗日战争要打多久，主要是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如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不能迅速集聚，那么战争就会延长，人民就要经历一个很痛苦的时期，这实际上明确提出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问题。毛泽东强调，只有团结全国人民、充分发动群众，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抗日的民族团结”等重要政治主张，明确了实现全面抗战的必要条件；《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强调，“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于“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这标志着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已经形成。

2.中国必须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

要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就必须明确提出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在全民族抗战之初，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亡国论”和“速胜论”都很有市场。抗日战争究竟会按照怎样的方式进行？中国是否会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如何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些事关抗日战争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亟待中国共产党人来回答和解决。毛泽东科学总结全国抗战经验，批驳了当时流行的种种错误观点，系统阐明了党的持久抗战的战略总方针。

毛泽东首先抓住中日两国国情的不同特点，科学预见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光明前途。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在这场战争中，双方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就日本而言，其“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就中国而言，其“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毛泽东还提出，抗日战争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他指出，通过这三个阶段，中日两国在力量对比上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即中国从防御阶段的劣势发展到相持阶段的平衡再到反攻阶段的优势。在这个过程中，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的前途命运，“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同时，毛泽东还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这些重要论断，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关于“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观点，反映出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实践主体的唯物史观，明确了争取持久抗战最终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

3.中国必须开展和坚持广大而持久的抗日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是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场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力促国民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另一方面则身体力行，模范践行全面抗战路线。在军事斗争上，中国共产党把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集中使用的正规军转变为分散使用的抗日游击军，适时完成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运动战向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

一般说来，游击战争是战术问题，但中日战争的特殊性使抗日游击战争具有了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是大而弱的国家，日本是小而强的国家。中国虽弱，但地大、人多、兵多；日本虽强，但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毛泽东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敌我力量对比，从理论上阐明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全过程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指出游击战争“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提出要将抗日游击战争纳入“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并将其与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密切联系起来，作为党发展壮大的重要法宝，强调“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以至人民战争的深刻理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斗争和军事战略的基本理论同中国革命特别是抗日战争具体实际相结合，把党对武装斗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革命道路，对最终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抗日战争与党的建设

抗日战争作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民族革命战争，是在中国已经有了共产党的情况下进行的，又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进行的。在抗日战争中，党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抗日战争中的实际问题，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具体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解和把握，在党的建设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使党在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同时也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使党在赢得广大群众拥护和爱戴的同时也实现自身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成熟。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正式提出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一般地已经学会了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斗争的武器，从两方面反对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并在思想、政治、组织等方面不断巩固壮大，为党的理论创新奠定了重要的主体条件。在这一条件下，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论新阶段》的报告中向全党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紧迫任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并对其基本内涵和要求作了系统阐释，实现了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的重要认识突破。

毛泽东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使之向着胜利，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实际运动的了解，就不能有胜利。”首先，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应当只是学习词句，而要掌握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其次，必须学习中国历史并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加以分析和总结。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使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历史和文化土壤，才能形成“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最后，必须了解当前中国的实际并努力揭示中国革命规律。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抗日战争，要求既懂得中国的实际，也了解外国的实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实际，“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伴随抗日战争的持续推进，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内涵和要求，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和整个中国革命提供了思想引领。

2.“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原则的运用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各方力量之间的矛盾冲突逐渐暴露，全民族共同抗战面临严重危机。为此，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战到底的鲜明旗帜，并通过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掌握领导抗日战争的历史主动。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并运用这一原则分析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等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强调“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使党在中国革命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个问题上获得了更为深刻、全面和完整的认识，充分反映了党在思想理论上的成熟，使党对抗日战争和整个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得到升华。

毛泽东结合抗日战争以来党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坚持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加强自身建设，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基本原理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抗日战争的条件下，“党所处的环境，党所负的任务，现在和过去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环境是复杂得多，现在的任务是艰巨得多了”。尽管“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但党也面临着许多新组织还不巩固，大批新党员新干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还不懂得或懂得不多，再加上“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却时时刻刻在企图破坏我们的党”等问题，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鉴于此，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推进党的建设这项“伟大的工程”的任务，强调把思想建设摆在党的建设首位，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并创造了延安整风和干部教育等全新的形式，大力开展党的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使党在抗日战争中逐步达到空前的壮大与团结统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这也使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3.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理论阐释

党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具体实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及其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同时，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党未及时在思想上对那些曾经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极大危害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进行彻底清理。因此，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党通过整风运动彻底清除了以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代表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确立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

实事求是是党开展各项工作的根本方法。毛泽东创造性地对“实事求是”作了新阐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深刻阐明了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去探寻科学真理的思想路线，使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融入“实事求是”这一具有民族特色的话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精髓。

群众路线是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路径。针对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严重脱离群众的领导方法问题，毛泽东指出：“斗争愈是艰苦，就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密切地相结合，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密切地相结合，而彻底粉碎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在毛泽东看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是一致的。他强调，“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这些重要认识充分表明，党的群众路线已经具有完备的科学形态和理论内容，成为党在一切工作中实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根本方法。

独立自主是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的立足点。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批评了在军事上单纯依赖外援进行抗战的主张、在政治上丧失独立自主原则的做法，强调抗战应主要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他强调，“我们还没有外援。就是假定将来有了外援，生活资料也只能由我们自己来供给，这是一点主观主义也来不得的”。特别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严重困难时，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并努力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尽可能地实行根据地的机关、学校、部队的生产自给。在抗日战争中，独立自主原则伴随着党各方面工作的展开而得到充分运用和发展。党对独立自主原则的运用先后经历了从军事领域到政治领域再到经济领域的发展过程，为抗战胜利乃至整个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熔铸成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基因。

四、抗日战争与党对整个中国革命的认识

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特殊阶段，为党把握中国革命规律提供了历史空间；同时，纷繁复杂的抗战形势也要求中国共产党将丰富的中国革命经验系统化，不断明确党的纲领和主张，以便更好地指导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深入分析中国基本国情，不断揭示中国社会条件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概念，正确处理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提出“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阐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为“中国向何处去”给出了正确答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1.“新民主主义”概念的提出

正确认识、理解和把握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紧密结合抗日战争实际，毛泽东指出，“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把对“现时中国的国情”的认识进一步表述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将党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建立在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现实国情的科学分析之上。

立足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这一“重要的中心的一点”和“总的最本质的规律”，毛泽东把抗日战争伟大实践同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深入思考紧密联系起来，使党对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更为全面、更为系统。其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是最大的压迫，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势力、同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互相勾结，共同欺压中国人民，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与它们勾结的买办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其二，中国革命对象的异常强大，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残酷性和长期性，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特殊道路。其三，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那么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和反对封建主义和买办势力的民主革命，这两大任务既互相区别又互相统一。其四，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应以最革命、最觉悟的无产阶级为基础，包括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与无产阶级有着天然和可靠联系的农民阶级，农民以外的各种小资产阶级，以及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参加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对象、任务、动力的分析，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光辉典范，为准确把握中国革命性质和发展前途提供了思想前提。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概念，使五四运动以来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有了科学的称谓。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是为了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和推翻封建势力的民主革命，因此“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既“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又“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且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与世界革命发生了联系，因而成为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其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标志着党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2.中国革命的双重任务及“两步走”的战略

在准确把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科学划分了中国革命的两个发展阶段，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包括现在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将来阶段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对中国革命双重使命任务之间关系的认识是不准确的，这也是党成立以来反复发生“左”、右倾错误的关键所在。“有些幼稚的共产党员，以为我们只有在现在阶段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没有在将来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或者以为现在的革命或土地革命即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两种观点要么割裂了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陷入“二次革命论”的误区；要么混淆了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陷入“一次革命论”的误区，曾对中国革命造成巨大伤害。在抗日战争中，如何正确认识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如何准确把握抗日战争与整个中国民主革命的关系，如何认识和把握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反击国民党顽固派鼓吹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反动宣传，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毛泽东指出：“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在他看来，包括抗日战争在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革命过程中前后相继但又性质不同的两个阶段，只有完成了前一阶段才可能去完成后一阶段，即“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就前一个阶段而言，中国人民的基本任务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开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剥削压迫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根本上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权；就后一个阶段而言，由于中国革命处于“资本主义向下没落，社会主义向上生长”的国际环境，加上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无产阶级的强大和革命彻底性等特殊条件，这种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权必将继续向前发展，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最终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权。也就是说，中国革命既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容在两个阶段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只能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特点的深刻阐释，也是对中国革命发展前途的展望，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局势发展所证明。

3.“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前进方向和基本目标的确立

抗日战争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基本目标是从革新中华民族的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基本要求出发，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这就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和基本目标。

第一，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由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民族资产阶级兼具革命性和妥协性，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只能由最具革命彻底性的无产阶级领导，并同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来完成，这便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过渡的国家形式既不可能是“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也不可能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而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与之相适应的政体则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第二，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革命的根本目的是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为生产力发展扫清障碍。由于中国经济十分落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是中国革命不可避免的历史结果，但“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即没收大工业、大商业、大银行，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所有制，允许富农经济存在，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发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经济。

第三，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中国，帝国主义的殖民文化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文化结成文化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五四运动后逐步出现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不仅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而且同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同一切反抗战、反团结、反进步的思想”进行坚决斗争，主张文化的民主化，“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结语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事实已经雄辩地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认识工具和强大思想武器。在抗日战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把握抗日战争的实际、党的历史方位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谛，在始终维护抗战大局中实现自身的发展壮大，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实现理论创新，奠定了夺取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胜利的思想理论基础。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深刻把握抗日战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互成就的内在关联，要求我们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一重要结论，坚定不移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