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开启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在激越变革的历史时期，思想文化问题往往成为争论激烈的重大议题。“文化问题上的革新主张，往往就是政治上和经济上变革的舆论准备和思想先导”，“建立什么样的文化，以及怎样建立某种文化，实质上提出的也就是社会、民族、国家变革的性质与方向问题”。回顾党的百余年奋斗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并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根本在于高度重视并善于运用先进思想文化引领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党的文化领导权就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在宣传思想文化领域逐步形成并确立的领导权，主要体现在党对文化建设前进方向的引领、发展道路的开拓和具体工作的管理上，其本质是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武器为指导，并将它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和发展能够对中国人民起到巨大动员、鼓舞和指引作用的先进理论和先进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的文化纲领，这个崭新的文化纲领是一面极具感召力的思想旗帜，不仅确立了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而且引领了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走向。

一、从何而来：提出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理论依据

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曾经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遭遇文明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掀起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寻找真理、反抗压迫、追求进步的时代潮流。随着中国人民的伟大觉醒，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人们生产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思想文化建设虽然决定于经济基础，但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反之，落后的、错误的观念如果不破除，就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观察社会、变革中国、引领时代。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先进思想文化的重要作用，明确强调“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指出，“共产党是要在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论断蕴含着并实际上提出了“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一命题。

追本溯源，提出“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一命题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唯心主义历史观并对唯物史观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揭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出发点。“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了唯物史观的这一基本观点，他指出，“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马克思主义认为，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归根到底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但是国家、法、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方面的因素具有相对独立性。恩格斯晚年批判了把唯物史观片面化、庸俗化的所谓经济唯物主义观点，指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强调历史发展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1937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指出了经济、政治与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辩证关系：“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将这一基本原理概述为：“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

思想文化对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不会凭空产生，必须通过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毛泽东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而苦苦追寻真理，“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概言之，要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改变中国前途命运的思想武器，就必须用这种先进思想武装人民群众并作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可以说，正是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唤醒了中国人民奋起抗争，才充分发挥了科学理论在拯救中华民族危难和扭转中国前途命运中的巨大作用。

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要对社会实践活动产生引领作用，一方面取决于这种思想文化本身的先进性，另一方面取决于掌握这种先进思想文化的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对文化力量的领导权。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列宁认识到“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先进性，他将无产阶级政党的文化力量视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1922年3月，列宁总结道，“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将“新的文化力量”与“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一起归结为“中国的革命力量”。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文化战线上“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在毛泽东看来，革命斗争中有文武两条战线，革命文化是推动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充当着指挥员的重要角色。

马克思主义认为，思想文化作为上层建筑，最终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毛泽东将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视为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就像“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如果说毛泽东提出“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一命题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毛泽东将党的文艺工作比作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的直接思想来源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以及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和文艺的重要论断。1905年11月，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着重批评了那种打着“绝对个人的思想创作的绝对自由”的旗号，企图摆脱党的领导和监督的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和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倾向。他指出：“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直接引用并深入阐述了列宁关于“齿轮和螺丝钉”的观点，这表明了他对列宁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政治品格和独特政治优势。“正是由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我们党才从根本上掌握了思想文化的领导权，掌握了创造历史的主动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文化领导权的相关论述为我们结合中国实际进一步认识和阐发这一问题提供了基于唯物史观的科学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一命题，就是我们党掌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结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二、为何如此：争取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历史缘由

近代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而“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时代之问。这一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其内容就是如何向西方学习，并且对传统进行反省，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便使中华民族走上自由解放的道路”，这一思想领域中的论争，“实质上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现实斗争的反映”。

历史地看，“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一命题起源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过程中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历史之问的回应，而“中国向何处去”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又与世界现代化格局和近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有关。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变化”。由于西方国家工业革命起步较早，导致了现代化发端于西方国家并由其长期领跑的世界格局；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在明朝后期闭关锁国政策影响和西方现代化浪潮冲击下逐渐走向衰落。鸦片战争后，中国在前所未有的劫难中被动卷入世界现代化潮流，“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成为先进的中国人为拯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而达成的一项共识。

追求进步的中国人曾经努力向西方学习，然而这一过程充满了矛盾和困惑。在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之前，争相登场的各种主义和轮番出台的各种救国方案都失败了。这种失败与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入侵直接相关。中国人要想完成救国救民和民族复兴的重任，不仅要反抗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还要对抗横行霸道的帝国主义。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中，包含着民族文化的灾难。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和有识之士在文化心理层面上的普遍困境是：一方面，在受到西方列强的大肆侵略之后，情感上强烈地反西方，但理智上又不得不师法西方，试图向西方学习救国救民之道；另一方面，在这种巨大的外部冲击中深切感受到了封建专制统治的腐朽落后，理智上强烈地反传统，但情感上又对传统文化有着难以割舍的依赖。对于这种窘境，毛泽东表达了中国人内心的困惑：“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在中国人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这种状况开始改变。“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加剧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陷入的深重危机，在中国共产党的力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然而，“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不但没有消失，反而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刻意宣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主张，尖锐地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彼时，国民党顽固派及其御用文人妄图以篡改的“三民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民族资产阶级的有些代表人物虽然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抗战不力表示不满，但对于共产党的主张和抗战的前途也抱有疑虑。在这种背景下，1940年前后，毛泽东相继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理论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纲领，不仅指导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而且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说明了党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系统见解，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科学概念。他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开篇即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紧接着他明确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纲领并勾勒了新中国的文化建设蓝图。“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毛泽东指出，“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帝国主义文化，“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半封建文化的代表。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阐明了曾经在“愚昧落后的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旧文化”，即反映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半封建文化”都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特点和经验的基础上指出，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五四运动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五四运动以后，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这种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毛泽东深刻洞察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揭示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的科学结论，由此顺理成章地提出了作为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文化革命以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新文化都不能离开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这个重要论断。

五四运动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转折点，是中国人民对西方现代化潮流涌入国门后的一次文化回应，实现了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全面觉醒。五四运动之后，各种主义争相登场，各种思潮相互激荡，打着“复兴民族文化”旗号的各种文化建设方案和论调层出不穷。“真正把握住文化建设新要领的”，是“一直在精心探讨中国未来命运的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文化建设纲领，就是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论”。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对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新学思想”和代表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和透彻的辨析，在此基础上用新民主主义文化论回应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

思想文化问题上的重大争论及其最终走向，深刻影响着社会风貌、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在思想解放与争锋的过程中，困扰近代中国多年的关于未来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问题出现了新的解答方式，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争取党的文化领导权而进行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其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西方现代化浪潮冲击下对“古今中西之争”的被动回应转化为在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和探索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对中国前途命运的主动引领。诚如冯契所言：“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革命时期的古今中西之争从政治上、文化上作出了科学的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经过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然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转变，独立自主探索并走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给出的答案。

三、如何实现：构建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实践要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也是认识的目的。在人类的整个认识活动中，认识层次的深化和认识形式的改变，都服从和服务于实践发展的需要。“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一命题既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又产生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是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辩证统一，实现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要落实到相应的领域和具体的工作中去。如何在现实中构建起党的文化领导权？毛泽东对此有着深邃思考和生动实践。

1.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根本导向，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在本质上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党的文化领导权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成立之初，我们党清醒地认识到，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而工人阶级人数较少的旧中国，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并最终实现党的一大纲领所提出的实行社会革命这一根本政治目的，不仅要有一支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且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以及其他革命群众进行有效的理论武装。也就是说，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在党的历史上，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和盲目照搬俄国革命经验，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毛泽东较早地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历来反对不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而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的错误倾向。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这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1938年10月，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并由此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毛泽东强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是全党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揭示出一个深刻的道理：中国共产党要确立其根本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仅要向人民大众展示其科学性，而且最根本的是要在中国人民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充分彰显其实践伟力。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如果说毛泽东通过提出和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文化论）“使许多人对当前奋斗的目标和中国未来的方向有了清楚明白的了解，使越来越多的人奔集到新民主主义的大旗下来”，那么，延安整风运动则是毛泽东系统构建党的文化领导权并将其付诸实践的关键环节。1943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明确指出，整风运动就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这是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阶级在思想上争领导权”。作为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整风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整风运动开展后，通过对历史问题的深入讨论，党内不仅认识到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上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在理论上对马列主义有创造性的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找到了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硕成果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概念——毛泽东思想。”整风运动对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5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就用党内法规的形式而且在革命运动的实践中确立起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进而使全党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团结，为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2.以知识分子和文化文艺工作者为关键力量，建立一支忠实于党和人民事业的文化军队

知识分子是知识的传承者和文化的创造者。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就认识到知识分子是党领导下的文化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决定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基本力量之一。党的四大指出，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在智识界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地传布无产阶级的文化是很重要的一件工作”。在毛泽东看来，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化固然重要，但是，在革命斗争中更为迫切的是，作为先锋队的知识分子和作为主力军的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只有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才能成为一支强有力的军队。

思想文化领域是知识分子最为密集的领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文化文艺创作视为知识分子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重要纽带。全面抗战开始后，随着大批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纷纷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各类文艺社团和文化作品大量涌现。但是，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还没有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起来，在文艺创作中存在着脱离根据地实际、轻视工农兵等不良现象，一些文艺作品中流露出个人主义的价值追求和对党的领导加以排斥的思想倾向。

针对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为了“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中共中央于1942年5月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先后三次参加座谈会全体会议，两次发表重要讲话，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并着重回应了文艺界存在的争议问题。根据胡乔木的回忆，座谈会现场有一些不同意见乃至激烈争论，“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革命文艺和无产阶级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毛泽东依据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指出：“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在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的接受者和服务对象首先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由此阐明了党领导的革命文艺为什么人这个根本问题。

关于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毛泽东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文艺工作的普及和提高这个角度入手，展开了深入浅出的剖析。毛泽东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源泉。当时，摆在工农兵面前的现实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斗争，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革命文艺的普及工作更为迫切。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揭示出“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的道理。毛泽东强调文艺工作者要用文艺服务和教育工农兵，就要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要打成一片，就“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然后才能进行文艺创作并使作品被人民群众接受。

正如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指出的，毛泽东“强烈地意识到思想是向新社会前进的车轮而进入文学的世界”，而延安的一些作家和艺术家“似乎把脑力工作只当作个人的偏爱”。毛泽东对一些坚持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脱离群众，“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现象进行了批评。毛泽东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学会“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进而运用马克思主义去破坏“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在破坏的同时建设起新东西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延安文艺界“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座谈会后，毛泽东又在不同场合两次集中发表关于文化文艺问题的意见，对讲话内容作进一步补充和阐释。在1942年5月28日召开的整风高级学习组会议上，毛泽东坦率地指出，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目的是解决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结合问题，和工人农民结合的问题，和军队结合的问题”，“要结合，就必须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转变到无产阶级思想”。日本学者竹内实认为，毛泽东成功运用了“高层次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日常生活”相结合的方法，这种方式不仅使得此前持有异见的文艺工作者心悦诚服，而且也得到了革命群众的广泛认同和支持。丁玲回忆道：“党中央召开这样一次空前的文艺座谈会，表明了党中央对文艺工作的一贯重视，对文艺工作者的健康成长和发展的一贯关心，对文艺战线上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危害的警惕和抵制。”在随后开展的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中，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学习贯彻讲话精神的重要文件。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指引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奔向抗战前线，深入工厂、农村、部队，接触群众，体验生活，一大批反映革命斗争和生产生活的小说、诗歌、戏剧、歌曲、木刻等优秀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文化领域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

毛泽东从组建一支忠实于党和人民事业的文化军队出发，以促进文艺工作者（知识分子）同工农兵相结合为着力点，将文化文艺工作的创造力和凝聚力切实转化为革命斗争中的实际战斗力，真正起到了“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的独特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讲话》（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者注）的发表是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整合‘文化军队’以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关键步骤。”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延安整风运动不仅有效整合了文艺工作者和知识分子队伍、使这支文化军队成为助力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力量，而且推动形成了党领导文化文艺工作的根本方针、引领了此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

3.以党报党刊等媒体为沟通桥梁,实现宣传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的有效融合

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宣传工作，通过党报党刊等舆论宣传阵地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党从起根发芽时就是从宣传工作做起”。《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明确规定：“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在革命斗争中，党始终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极为重要的位置，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制定宣传纪律、拓展宣传阵地、完善工作机制等举措推动宣传思想文化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毛泽东在直接领导和从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过程中，反复强调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和报刊的政治属性。毛泽东明确指出宣传工作要“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充分认识通讯社、广播及报纸作为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的重要作用，“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严肃指出“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

恩格斯深刻指出：“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强制处在健康清醒状态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思想文化层面上的领导权不是一种简单的政治口号或行政命令，而是一门领导艺术。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宣传部门要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要顺应群众需要、反映群众心声。如何实现党的领导？1943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问题的一次讲演中阐明：“党的领导就是集中人民意见，经过思考研究变成党的意见，然后又把党的意见拿到人民中去实现，这就是所谓群众观点和领导艺术，就是真正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这篇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纲领性文献中，毛泽东对如何掌握和运用“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这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作了进一步阐释。毛泽东指出，“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在电台广播，使广大群众都能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毛泽东批评了那种不顾群众思想实际，盲目宣传和组织群众的做法。他强调，要在党报党刊工作中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面向群众、开门办报。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以其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和文化纲领的先进性逐步确立起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党的文化领导权寓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实际，在潜移默化中产生了政治动员、思想引领、文化感召和精神鼓舞的巨大效用，最终将先进思想文化转化为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强大物质力量。正如1949年7月1日新华社发表的经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给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贺电中指出的：“我们中国是处在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情况中。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们党继续引领文化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四、现实启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坚持和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总是能够与时俱进地提出自己的文化纲领、文化目标、文化政策，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全面发展。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率先认识到并肩负起“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这一历史使命。在引领中国文化继续向前发展的进程中，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最终走出并成功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

1.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文化强国建设凝心铸魂

当前，国家文化影响力竞争日趋激烈，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既有对话交流也有对抗交锋。“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也是人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历史反复证明，意识形态决定着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党员干部，“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确保文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旗帜鲜明地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也是一部自觉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的历史。毛泽东曾经语重心长地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文化建设阶段性目标任务的认识在实践中持续深化。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明确要求，强调要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标注了文化坐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锚定了文明航向。2023年10月，党中央召开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高举起我们党的文化旗帜。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文化建设领域的具体展开和集中体现，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重大成果。

纵观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生成发展，毛泽东在历史和逻辑的意义上开启了党的文化领导权。通过对毛泽东开启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中国文化发展历史逻辑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逻辑有机结合的必然结果和重大成果。从理论维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从历史维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党对“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这一历史使命的坚守和传承；从现实维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新时代我们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炼。正因如此，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其强大的理论穿透力和实践引领力贯通历史、现在和未来，是我们在新的起点上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强大思想武器。

2.在新形势下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不断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

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首要内容和核心命题，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既是历史的结晶，又是时代的产物，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洞察时代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一重大论断，强调的就是“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一重大问题，由此明确了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根本政治保证。

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我们党一贯强调既要坚持党性原则，又要做到服务人民，实际上就是要求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准确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当前，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环境、对象、范围、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根本原则和根本任务没有变。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党的全面领导在文化建设领域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着力加强党中央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所有宣传思想部门和单位，所有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党员、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坚持党性原则。”新形势下，坚持党性原则，就要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

以人民为中心是贯穿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鲜明主线和价值追求。从本质上看，党性和人民性是紧密联系、相互贯通和内在统一的。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作了深刻阐述：“我们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体现党的意志就是体现人民的意志，宣传党的主张就是宣传人民的主张，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可以说，坚持党性，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才能有明确立场和根本指向；坚持人民性，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才能获得活力源泉和动力基础。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围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就要顺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

“文者，贯道之器也。”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把网下工作同网上工作结合起来、把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起来，及时反映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生产生活实践，引起人民思想共鸣，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激发人民创造活力，更好地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人民群众投身中国式现代化的自觉行动。

3.在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化中华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努力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指出：“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是我们必须把握好的一个重大课题。”“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一命题起源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过程中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历史之问的回应，本质上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种内外因素和近代以来思想文化领域产生的“古今中西之争”共同作用的结果。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党的文化领导权”问题，可以视为对“古今中西之争”的“破题”，但是，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老一辈共产党人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完成“解题”的历史任务。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换言之，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必然要涉及“古今中西之争”这个无法回避的历史议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也更有责任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中的“第二个结合”，是跨越百年征程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提出的又一重大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鲜明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命题。“第一个结合”解决的是理论与实际、主观与客观的关系，“第二个结合解决的是古与今、中与外的关系”。“第二个结合”既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中西之争”的主动回应，也是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对“古今关系”的积极调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正是在‘两个结合’的指引下，我们成功开辟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从传统走向现代，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经过不懈努力，我们党带领人民成功走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造中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化的内在逻辑，就会激活文化传统的生命力，并为之赋予时代内涵，将‘古今中西之争’转换为文化古今相通与文明交流互鉴，以交融会通的方式促进文化‘涵化’。”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现代化实践给文化创新创造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大体而言，“在现代化启动阶段，非经济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具有占先性；在转变阶段则是经济与技术因素具有占先性；而在现代化后期特别是社会整合阶段，则是文化因素、生态因素等上升到重要地位”。当前，中国已经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总体上进入了现代化中后期发展阶段，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立足现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精华，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站在社会革命的高度来看，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对中华传统文化加以审视和批判，准确辨识和彻底清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才能真正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彰显其新的时代价值，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任务。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差异自古就存在，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独特精神血脉，也有着独到的借鉴意义。中华文明就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中华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着重要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句古话，来表达用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对待文明多样性的中国理念。我们既要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又要看到不同文明在共同价值追求上有诸多相通之处。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国际场合强调既要促进世界文明多样性，又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系统阐释了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的中国主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秉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的态度和原则。这一倡议对于推动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更加纵深的历史视野和更为宏阔的世界眼光来看，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中国共产党这个肩负推进国家现代化和实现民族复兴重任的百年大党在新的时空维度中提出的深刻命题，其理论旨趣是经由“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去破解“古今中西之争”，通过对“古今关系”的积极调适和“中西之争”的主动回应，努力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其实践价值不仅在于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而且在于为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文明携手共进提供崭新的中国方案。

结语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为条件。一百多年来，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推动者，中国共产党既坚定地信仰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又忠实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只有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才能进一步巩固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齐心协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文化支撑。在深入考察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生成逻辑和实践展开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也可以预见，坚持和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也不可能一劳永逸，而必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新征程上，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共同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奋力推进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而又未竟的事业，最终用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历史之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省社科院理论研究基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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